我是1995年出生在甘肃静宁的，我家最早养着两头驴子，在小麦结穗、青草丛生的初夏，放驴最合适不过了。驴子一边吃着田埂上长得翠绿的冰草，一边不急不缓的往前走，从不回头。天空偶尔飘过一朵白云，将刺眼的阳光仅遮挡了片刻之后，就缓缓飘走，随即消失不见；田野中虫鸣此起彼伏，微风拂过，麦浪涌动；倘若草丛中不要突然窜出一条蛇来，那绝对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

在上学之前的、有印象的好几年里，我多数时间都是和爷爷一起放驴度过的。放驴和放羊类似，只不过羊是一群群的放，驴子是一两头的放；或许驴子也可以一群群的放，只是我家没有经济基础去养一群驴。放驴的时候爷爷总会讲到许多他过往的经历，那是我听过最多的故事。爷爷生于1934年，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、由弱到强，也经历了从饥寒交迫到丰衣足食，最终在小康社会的欢声笑语中魂归天堂。爷爷一生干过许多事，放过羊、挨过饿、挑过扁担、要过馍馍，但在他的故事里，“六零年”——那个他们挨饿的年代，出现的次数最多，他也常常挂在嘴边。

看着驴子在田埂上留下的一个个蹄印，爷爷总会感叹：“看这草凶（茂盛）的，六零年的时候山上光秃秃的，一片草叶子都没有。”

“那草呢？”

“人吃喽！”

“人为啥要吃草？”

 “没吃的！”

当我问及“六零年”为何没有吃食时，爷爷便抹一把胡子，缓缓道：“天时么！”仿佛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年代。因为爷爷口中的“天时”，人不仅吃了草，草根、树皮、昆虫、碱土（观音土），都尝试了一边，莫言小说《蛙》里也对此有些许的描述。人们饥肠辘辘，只要是吃了不会立马死人的东西，都会去吃，即便观音土吃多了总会死。莫言说煤块很好吃，他们一群小孩子咯咯崩崩地啃，咯咯嚓嚓地嚼，虽有些牙碜，但滋味不错。我没尝试过，爷爷也没吃过，爷爷那个时候见不到煤块。

想象不到那一代人是怎样从饥荒里挺过来的。爷爷说，在挨饿的年代，根本不会相信有生之年能见到毛主席说的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的生活。可这些很快就实现了，说这话的时候我家刚好安装了电话。

挨过饿的人总是见不得一丝浪费。我在和爷爷相处的时候，吃花卷要两只手捧着，生怕有一点渣掉在地上，惹得爷爷说我泼洒（浪费）；吃完饭总要把头伸进碗里，将碗里残留的汤汤水水舔的干干净净。粮仓里的小麦堆到了屋顶也不让卖，大概只有看到那两仓粮食，他才会心安。

60年过去了，“六零年”的事只成了“古言”，但人们相见依然忘不了问候一句“吃了吗”？我依然清晰记得爷爷把一粒粒被石碾压进场里的胡麻抠出来的场景，虽然只抠出来了一小把。如今的我们亦会为吃饭发愁，不是愁有没有吃的，而是愁吃什么？不会再有人会“被碗大的麦粒砸晕在门槛上”。

饱食鼓腹者，岂敢忘袁公？几十年间，袁老先生致力于这“天大”的事业，埋头田间，将自己化作一粒种子，浸泡于泥水中，曝晒于烈日下，终生根发芽，长成一片片的“东方魔稻”，让我们真正实现了“五谷丰，仓廪实”，杂交水稻更是种在了全球40多个国家的土地上，改变了整个人类。袁老先生说过：“人就像种子，要做一粒好种子”。虽然袁老如今已停止了思想，但创新与奋斗的“种子”将在黑土地上生根发芽、稻香四溢。